周梅森的作品，并不纠结于腐败事件本身，也不只写“打虎”的英雄人物，而是以官员涉贪为线索，公权私用为由头，揭示权力运作中的某些畸态，官场文化的某些霉变，进而察观“人民”名义的虚与实，拷问人性深处的恶与善。

　　《人民的名义》：周梅森著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近读周梅森的长篇新作《人民的名义》，并观看了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同名话剧，感触颇深。他的作品，并不纠结于腐败事件本身，也不只写“打虎”的英雄人物，而是以官员涉贪为线索，公权私用为由头，揭示权力运作中的某些畸态，官场文化的某些霉变，进而察观“人民”名义的虚与实，拷问人性深处的恶与善。这样的作品直面政坛现实，主写政界事务，直击官场生态，塑造官员形象，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小说。

　　在这部作品里，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在调查一桩特大贪腐案件时遭遇车祸，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引子，它相继引来的，是踌躇满志的新任反贪局长侯亮平的临危受命，是居心叵测的公安厅长祁同伟的如坐针毡，是心怀鬼胎的省委副书记高育良的惴惴不安，以及省会京州市政坛的暗流涌动。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、虎口拔牙的战斗，由此拉开了序幕。

　　饶有意味的是，侯亮平要处理高育良的前秘书陈清泉前去向其汇报时，高育良言之凿凿地说道：“我们的人民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，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，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，所以，我们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，永远，永远。”而当高育良败露之后，面对最后来看他的侯亮平，还放言高论：“为官者就得心正，心正则心安，心安则平安。”“公生明，明生廉。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，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。”“人民”二字他挂在嘴边，脱口而来，但并未真正走心、入心，只是弄权上位的广告词和争权夺利的遮羞布。这也说明，为官者尤其是高育良这样的高官、祁同伟这样的官员既不幼稚，也不糊涂，他们是明明白白地糊弄人民，清清楚楚地谋取私利。而因为他们脸上戴了光鲜的面具，嘴上讲着正确的大话，人们既难以看得清楚，也难以很快识破。而这种既有官位保驾，又有大话包装的贪官，是最为有害的，也是最为可怕的。

　　《人民的名义》所揭示的由各种关系所维系，由各种力量所推导的官场生活，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。就汉东省与京州市而言，这里既有政法系，又有秘书系，还有赵家帮、奸商帮，等等。这些派系与帮派的存在，既使官场政治生活更显波谲云诡，又使反腐斗争加倍复杂。而长期浸淫于官场，又会有种种诱惑引诱人。正如高育良自己说的那样：“中国的改革开放浩浩荡荡，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，其中，有人因为自身的努力幸运地站在潮头之上，潮头之上风光无限，诱惑无限，但也风险无限，就看你如何把握。”有的人站住了，有的人倒下了，有的人前行了，有的人后退了。差异与分别，正在于人性的放纵与持守，信仰的放弃与坚守。对祁同伟、高育良而言，官场就是魅惑人的名利场，在这里可以结党营私，自谋私利，而对陈岩石、侯亮平来说，官场就是一个冶炼人的大熔炉，在这里可以百炼成钢，更为坚强。两类人物，两种选择，两种结局，真正的试金石与分水岭，仍然是“人民”。那就是，是把“人民”作为名义挂在嘴上，还是把“人民”作为依托放在心上。而侯亮平与祁同伟、高育良等人的不同命运结局也告诉人们，真心实意为人民的，人民始终是其坚强的后盾；而虚与委蛇人民的，人民终究会将其唾弃。

　　由贪腐事件和“带病”官员为标本，来深入探悉政治生态现状，发掘其中的痼疾所在，并对不同政治选择背后的人生理念进行辨析，让人们在认识现实政治的同时，反观人生，反思人性，反求诸己，这应该是《人民的名义》的真正价值所在。正是在写出当下官场领域的政治生态，以及官场人物各自心态的意义上，这部作品不仅有力地超越了一般的反腐题材作品，也把当下政治小说的写作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